李丹阳：在向阳化工厂的日子里

原帖2007年9月5日发表在原“老苯天空”论坛上，现转载于此。


　　后记：

　　2006年春，原水汽车间张延宝发来《向阳化工厂记事》，她的文章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使我不能自已地动笔写此文。

　　有人说，怀旧是衰老的表现。的确，我已过知天命之年，头发已经斑白。但我以为，把萦绕在脑中的往事写出来，对自己是一种解脱。

　　因为各种事忙，那春我仅写了几段便搁笔了。今夏，汪醒初在email里告诉我，回国后我们将一同参加向阳小聚的party。这消息让我高兴极了。到北京后，我迫不及待地同马征联系，从常惠玲那里要来“联络图”。在期盼着与久别的伙伴们会面的同时，关于向阳厂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以至不形诸文字，我便无法释怀。那些往事深深印刻在脑中，所以写起来几乎是一气呵成。

　　毕竟，上个世纪70年代距今相当遥远，我对往事细节的记忆十分模糊，不免有误。故初稿成后，我打电话向几位当年向阳厂的老熟人询问。大家提供的信息，使这个回忆不断得到补充、修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群有着共同经历者的集体记忆。

　　但又不可否认，我主要是以个人经历、从个人视角来回顾的，因此对许多事的叙述、评价难免片面乃至带有偏见，一些人读后可能会感到不快，这要请大家谅解了。恳望工厂伙伴们对此文中的错误予以纠正，对遗漏之事给予补充。

　　　　　　　　　　　　　　　　　　danyang
　　　　　　　　　　　　　　　　2007年7月25日

在向阳化工厂的日子里

毕业分配

　　我于1970年末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向阳化工厂。那时的初中生，毕业后无高中可上，就要直接走入社会了。在70届初中毕业生中，我们是属于第二批分配的。这一批分配的学生多半是家长有各种各样“问题”，“出身不好”的。文革中我曾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狗崽子”，但在1970年底以前，我父亲恰被“解放”，不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夏季分配了第一批毕业生以后，我曾经做好了去农村或军垦农场的打算。那时我深信上山下乡是这代年轻人的使命，是反修防修的大计。附近27中的唐若昕（后来知道他是唐若霓的弟弟）提出“誓到农村扎根一辈子”，他校还有人到我校来鼓动。所以我打算与一些同学写大字报表决心去农村。我父母亲那时在部队农场，妈妈在离京前，曾为我准备了一箱子物品，其中有云南沱茶。我素来不大喝茶，妈妈告诉我，如果到牧区，常喝牛羊奶、吃奶酪等，就需要沱茶来解腥。大概因为她知道我们学校上一届毕业生几乎全数分到了内蒙军垦农场吧。

　　约在秋末，忽然一位老师来通知，我和另外几个女生被分配到东方红炼油厂。起初，我对炼油厂究竟是怎么回事茫然无知。不久前刚好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两口大锅闹革命”的文章，报道四平市几位街道妇女如何白手起家靠两口大锅办起炼油厂的事迹。所以我猜想，东炼大约也是类似的小厂吧。那个年代，毕业生是没有什么择业自由的，服从分配是唯一出路。幸好，同去的几个女生王红红、徐泓、陈平、周兰丁与我都比较能谈得来，特别是王红红为我的好朋友。我下课后时常到她家去玩，有时就留下来吃饭、甚至留宿。睡觉时只是有些担心她家里那只老猫跟我太近乎。她父母均是北京日报老记者，对孤身一人在家的我很关心，常和我聊天，借书给我看。这样，我就觉得不管去什么地方，有好朋友在一起就行。近年我才听当年负责学校分配的林红老师（她父亲是陈独秀的侄子、托派成员濮清泉）说，对于分配到东炼的学生，学校是特别挑选的。此言大约不差，因为陈平曾是我校红卫兵的头。

从左至右 ：徐弘、李丹阳、周兰丁、王红红、陈平

入厂学习班

　　12月28-30日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几位同学到宣武区自新路报到参加新工人入厂教育学习班。据说自新路附近有座监狱，故得此路名。似乎我们这些中学生刚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也需要转变思想，就算是“自新”吧。到了那里，才发现，一栋二层的楼里几乎全都是分配到东炼（那时还不知道石化总厂之称）的中学毕业生，主要来自东城区和宣武区的几所学校。记得东城区有女11中、女13中（这些女校文革期间都招收了男生）、74中、142中、168中、外馆中学，宣武区有62中、88中、育才、育红中学等。这下我才明白，东炼绝非什么街道小厂。女11中的几位女生与我们168中的五人住里外间，组成一个学习组。女11中的学生中，陈永红（原名侯珊珊，因父亲当右派而改姓）和江小韵（其父为著名台湾籍音乐家江文也）给我们留下了好感，她们字写得漂亮，气质很好。

　　我们在学习班里究竟学了些什么早已没什么印象，好像总念报纸。只记得我们常盼着开饭时间早点到来。不知是谁的“创造”，饭后把剩馒头、窝头烤在铁炉上，那诱人的香味总刺激着我们的食欲。有一天，学习班负责人从几百号学员中选了一些人去工厂参观。我们组被选的是陈永红。她参观归来后，大家急切地围过去打听工厂是什么样子，她回答“一言难尽”。别组参观回来的马征在黑板报上形容工厂“群塔林立、管道纵横”。我看后，对我们将要去的工厂有了大概的了解。上小学时，我曾读过一本《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里面写到二十世纪是钢铁的世纪，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塑料的世纪。因此这座炼油兼生产塑料的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令我非常向往。

　　学习班快结束时，负责人告知，我们这批人都要到向阳化工厂工作，并点名把我们这批新工人分到不同车间。大多数人分到丁辛醇和聚丙烯车间，也有个别人到厂实验室。譬如我们一个学校来的同学王红红和陈平被分到丁辛醇车间，周兰丁到实验室，徐弘和我到聚丙烯车间。与我同校又同车间的徐弘文采和口才都极好。中学时她写的一篇作文涉及上下数千年，很有气势，曾被老师当着全年级宣读。她总能绘声绘色地描述一件事、讲述一个故事。这点我深感不及。
初到向阳厂

　　大约1971年1月，我们乘坐厂里的大卡车前往位于房山县的工厂。车开出北京城往西南方向驶去，一路上我兴奋极了。我们第一次看到闻名天下的卢沟桥，形态各异的小石狮子一个个从眼前晃过。又经过很长时间的路途颠簸才来到燕山前的向阳化工厂。下车以后四顾一望，没有通常工厂所有的围墙，除了两三个车间装置和办公用房，几乎是一大片空地。那时，工厂仅有苯酚丙酮车间和聚苯乙烯车间建成投产，其他化工车间不是还没有影，就是仅有一个空架子。管线上挂着一些标语，是毛主席语录：“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在一座墨绿色的活动板房里，一位厂里的干部介绍了向阳厂的现状和发展远景。好像是他告诉我们：东炼及其附属厂的地址是叶剑英等中央首长乘直升飞机选定的。之所以选在京郊的大山中，是战备的需要。目前工厂条件仍然艰苦，要“先生产、后生活”。

　　这后一点，大家很快就体验到了。我们的住处是比板房还要差的用高粱秆、苇席等材料搭成并用泥糊的大棚子，据说原来是歇息岗的一个养马棚。 因为里面装有蒸气管道，故虽简陋，还算暖和。全车间数十名女生都睡在木板搭成的两排大通铺上（隔壁的男生宿舍也同样）。一遇下大雨，顶棚常漏雨，大家便纷纷把脸盆放在铺上接雨，坐一夜到天明。有时刮大风，用粗铁丝拴着的薄木门总被吹开，睡在门旁的我就只好站在那里用力拉着门。虽然生活艰苦，我们被美好的前景鼓舞着，并不在乎，大多十分乐观。

　　记得进厂不久，一位比我们先入厂的原师大女附中学生赵志红教我们唱厂歌，是边行进边教唱的。歌词是：“天安门红旗迎风飘扬，向阳工人心向党。毛主席的教导牢牢记，阶级斗争永不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总之，政治性极强。后来我曾试图自己谱写歌颂工厂的歌：“红日冉冉升起，照亮凤凰山麓；一座雄伟的工厂，就坐落在这里。”但只写了这几句词曲就再也续不下去了。凤凰山大概就是向阳厂宿舍区后面的一个石头山包，据传曾有凤凰停落，所以当地人便用石料修了一座小小的凤凰亭。我和王红红、陈永红、徐弘、周兰丁、陈平曾到那里去过，还在凤凰亭前留影。看照片中穿着宽大工装的我们开怀大笑的样子，想必那时心情是很愉快的。

　　文革期间，工厂也学解放军，有军管人员。基层单位按连队建制。车间上百来号人编为连，下面分为四个大班（中间没有排，因为工厂上班是四班倒），每班约二十余人。一开始，连级干部都是8341部队的复转军人。他们总带着我们这些新工人出早操、喊口号、唱歌，要求我们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脸盆、牙缸摆放整齐、牙刷毛都要冲一边，夜间有时吹哨让大家打背包紧急集合。连指导员吴兆强常喜欢训话，总让我们念语录；副指导员李福安也亦步亦趋。只有担任副连长的冯永龙为人厚重笃实，以后在危险时刻也能冲在前面，得到大家尊重。那时我们大多15-17岁，有的女孩子跳皮筋也遭到吴的训斥。这时大家才清醒地意识到，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已经远离我们了。

　　倒霉的是，不知为什么，不善人际交往和毫无组织能力的我（“单ber儿”的外号除了因为我的额头比较大，还缘于我的独往独来）不仅被选为其中一个大班之长（副班长为张友道，其他担任班长、副班长的有贾克宪、江小韵、王秀芳、陈东、董昕、江振生），还兼任连里的文书。别人上床睡觉以后，我还要参加连部的会，并免不了要写许多东西。平时常熬夜不说，周末回家还要写“总结”之类的文字。

　　大约1971年1月，我们乘坐厂里的大卡车前往位于房山县的工厂。车开出北京城往西南方向驶去，一路上我兴奋极了。我们第一次看到闻名天下的卢沟桥，形态各异的小石狮子一个个从眼前晃过。又经过很长时间的路途颠簸才来到燕山前的向阳化工厂。下车以后四顾一望，没有通常工厂所有的围墙，除了两三个车间装置和办公用房，几乎是一大片空地。那时，工厂仅有苯酚丙酮车间和聚苯乙烯车间建成投产，其他化工车间不是还没有影，就是仅有一个空架子。管线上挂着一些标语，是毛主席语录：“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在一座墨绿色的活动板房里，一位厂里的干部介绍了向阳厂的现状和发展远景。好像是他告诉我们：东炼及其附属厂的地址是叶剑英等中央首长乘直升飞机选定的。之所以选在京郊的大山中，是战备的需要。目前工厂条件仍然艰苦，要“先生产、后生活”。

　　这后一点，大家很快就体验到了。我们的住处是比板房还要差的用高粱秆、苇席等材料搭成并用泥糊的大棚子，据说原来是歇息岗的一个养马棚。 因为里面装有蒸气管道，故虽简陋，还算暖和。全车间数十名女生都睡在木板搭成的两排大通铺上（隔壁的男生宿舍也同样）。一遇下大雨，顶棚常漏雨，大家便纷纷把脸盆放在铺上接雨，坐一夜到天明。有时刮大风，用粗铁丝拴着的薄木门总被吹开，睡在门旁的我就只好站在那里用力拉着门。虽然生活艰苦，我们被美好的前景鼓舞着，并不在乎，大多十分乐观。

　　记得进厂不久，一位比我们先入厂的原师大女附中学生赵志红教我们唱厂歌，是边行进边教唱的。歌词是：“天安门红旗迎风飘扬，向阳工人心向党。毛主席的教导牢牢记，阶级斗争永不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总之，政治性极强。后来我曾试图自己谱写歌颂工厂的歌：“红日冉冉升起，照亮凤凰山麓；一座雄伟的工厂，就坐落在这里。”但只写了这几句词曲就再也续不下去了。凤凰山大概就是向阳厂宿舍区后面的一个石头山包，据传曾有凤凰停落，所以当地人便用石料修了一座小小的凤凰亭。我和王红红、陈永红、徐弘、周兰丁、陈平曾到那里去过，还在凤凰亭前留影。看照片中穿着宽大工装的我们开怀大笑的样子，想必那时心情是很愉快的。

　　文革期间，工厂也学解放军，有军管人员。基层单位按连队建制。车间上百来号人编为连，下面分为四个大班（中间没有排，因为工厂上班是四班倒），每班约二十余人。一开始，连级干部都是8341部队的复转军人。他们总带着我们这些新工人出早操、喊口号、唱歌，要求我们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脸盆、牙缸摆放整齐、牙刷毛都要冲一边，夜间有时吹哨让大家打背包紧急集合。连指导员吴兆强常喜欢训话，总让我们念语录；副指导员李福安也亦步亦趋。只有担任副连长的冯永龙为人厚重笃实，以后在危险时刻也能冲在前面，得到大家尊重。那时我们大多15-17岁，有的女孩子跳皮筋也遭到吴的训斥。这时大家才清醒地意识到，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已经远离我们了。

　　倒霉的是，不知为什么，不善人际交往和毫无组织能力的我（“单ber儿”的外号除了因为我的额头比较大，还缘于我的独往独来）不仅被选为其中一个大班之长（副班长为张友道，其他担任班长、副班长的有贾克宪、江小韵、王秀芳、陈东、董昕、江振生），还兼任连里的文书。别人上床睡觉以后，我还要参加连部的会，并免不了要写许多东西。平时常熬夜不说，周末回家还要写“总结”之类的文字。
从左至右 ：徐弘、陈平、李丹阳、周兰丁、王红红



　　一句“野营训练好”的最高指示，令全国军民闻风而动，工厂工人亦不例外。拉练成了培养我们这些新工人吃苦耐劳精神的一次锻炼。为此，向阳厂临时组建了一个拉练营（由我们聚丙烯车间、丁辛醇车间的几乎全部人员和其它车间的个别人组成五、六两个连）。营部首长由装甲兵学校来的军代表侯殿方担任。他是一位约40来岁的现役军人，瘦高、脸上有麻点，人很厚道且有水平，大家叫他“老侯”或“侯教导员”。 营部还有一位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文艺老兵叫李满和，他曾用毛巾裹头在炕上给我们营部成员表演他的拿手好戏：“树上的喜鹊，喳喳叫…… ”。通讯员是苯酚丙酮连的刘春生，他非常踏实肯干，不吭不气。我在那里还是当文书，除了写东西，有时还参加打前站，号房子。

　　 我们预演拉练时爬过工厂附近一座海拔约2000[1200？]多米高的猫耳山（因山顶部形状像猫耳而得名）。大家一路走一路唱歌 、背语录（最多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相互鼓舞。山上一阵强劲的风吹来，差点把我借来戴的皮帽子吹掉。正式拉练时我们多在房山和门头沟间的大山中行军，途中有些地方风景十分优美，特别是在山顶上能看到远近处大大小小的山层峦叠嶂。可惜大家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没有闲心来欣赏美景。作为文书，在别人停下休息时，我要跑到各班排征稿或记录好人好事；到了宿营地 — 村庄后，还要在老乡家的煤油灯下写感谢信等。记得有一天走了大约120华里，半夜三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很多人睏得边走边睡，撞到前边人背的盆上。就在那次行军途中，我同汪醒初有了初次接触，以后成为很好的朋友。

　　由于拉练中体力消耗大，我们都变得很能吃。行军途中有一顿饭是窝头抹臭豆腐，大家狼吞虎咽一扫而光。一次各班发了面粉自己做，侯教导员亲手烙了喷香的小饼，我揣了几个就跑去给陈永红她们。结果，我挨了批评，因为营部和每班分的面粉都有定额。拉练回厂后，大家的胃口都比原来大了，记得程娅一顿饭吃12个包子创了最高记录，我自己好像也吃了8-9个。

　　拉练之前，厂里给我们分来排班长，她们都是比我们先到厂的老初中或高中生。我所在班的班长叫崔桂兰，她非常能关心体贴人，做事十分利索。有时遇上紧急集合，我手忙脚乱总打不好背包，她就动手帮我。以后她成为我的入团介绍人。排长是个子高高的李小芹。有一个班的班长是商战果，十分要强，在帮助农民垒石头修梯田时，一定要让人把她背的筐装满石头才肯走。这几位都是原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后来崔桂兰和商战果作为骨干留在了聚丙烯车间。

当年的崔桂兰和商战果


　　由于进厂时聚丙烯车间尚未建好，我们连就时常拉出去到处打游击干活。有时到工地参加开挖地基的劳动。寒冷的冬天在冻土上一镐刨下去仅留下一个白点，抡锤握钎者有时虎口被震得出血。除了在本厂劳动，我们连还到胜利厂参加过丁腈橡胶车间的基建劳动。陶晓莉在劳动时说了一句“堵不胜堵”[？]，她的智慧和幽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越南总理范文同到胜利厂参观时，我们连也去参加欢迎集会，听他讲演。有一次我们还到河北涿县去参加麦收。在农村[场？]，我们也是睡大通铺。那次我的铺位紧挨着贾克宪。贾是我们连的团支部书记，她总乐呵呵地，有时应大家之请唱《英雄儿女》里的插曲“风烟滚滚……”，还会动耳朵。大家拿她的大脸盘开玩笑，她也不介意，毫无当干部的架子。

　　以后聚丙烯车间建好开工后，我们连也常拉出去干活。记得有一次搬运物料桶，大家连推带滚，干得热火朝天。曙光和东风化工厂之间修建火车站，我们也和各兄弟厂工人一起参加了会战，主要是往大卡车上铲土。那时大家干活都不惜力，很少有偷懒的。车站建好后，工人们周末回家就不再乘有篷或无篷大卡车而改乘火车了。有时，火车还没停稳，大家便一拥而上，有的爬窗而入，以致石化总厂的人被其他乘客称为“房山猿人”。

　　没活干时我连就在住处学习、唱歌。我们常唱的一首歌开首几句是“红日出东海，万里云雾开，欢呼世界进入了毛澤东思想伟大的新时代。”还有一首歌词有“任重而道远”的叠句。我还曾抽空写了一首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诗。那时似乎真有身居陋室、心系天下的胸怀，总以解放世界劳苦大众为己任，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现在想来那时既无知又狂妄。

血与火的考验

　　刚进厂不久，我们就遇到几次死伤人的重大事故：一次是我厂运送原料苯的罐车爆炸起火，一位师傅罹难。为他们开追悼会时恰雪花飘落，更增加了悲哀的气氛。还有一次我们连正在向阳厂南侧挖沟，突然听到一声闷响，随后见不远处苯酚丙酮车间的一个塔顶冒出黑烟。不久，一位工人拿着一只连着筋骨、滴着血、被熏黑的手朝南跑来。我班的常惠玲见此惨状难受得哭了，直言不讳的她当时说了一句话（原话记不得了）引起吴兆强的批评，好像说她怕死。常惠玲心肠很好，有一次她和我路见众人围观一个抽羊角风的人躺倒在地，口吐白沫，她建议去施救。我俩又掐人中、又掐合谷，总算把那人弄好了。现在我觉得，如果对同类死伤受难的惨事无动于衷，就缺乏人性。后来听说，这次爆炸中死去师傅叫孟宪民和刚出徒的年轻工人汪庆祥。1972年，厂宣传科的杨明德和我们几个参加他和刘立斌领导的美术班学员聊天时说，自己曾三次死里逃生：一次是他当兵时，潜水艇很长时间沉在海底上不来；一次是他在厂里一个排污沟水泥板上坐着，刚起身离开，水泥板就因爆炸而塌陷；另一次就是他刚交班，便发生了孟宪民等被炸死的事故。

　　总之，这类事情看多听多了，加之我们被反复灌输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林彪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完蛋就完蛋……”，以后再遇到事故时，好像就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一次是在兰州实习时聚合岗位起火，我从分析室拎起一个干粉灭火器去参加救火。跑到那里时，在众人的协同努力下，火势已近尾声，我只参加了把余烬熄灭。1974年8月21日 苯酚丙酮车间那次死伤数十人的重大事故发生时，我恰于暑假回厂在聚丙烯车间分析室上班。爆炸的巨响和散落到分析室窗前的燃烧着的碎屑，使我一开始以为是聚丙烯车间的聚合釜爆炸了，所以我立即打电话报警。当知道是苯酚丙酮车间爆炸后，便奔出分析室。那时有位刚从房山分来的工人吓得瘫坐在地上挡着门口，所以我只得从她身上迈过去。跑到苯酚丙酮车间北侧时，消防车已经来了。消防队员不让外人接近苯酚丙酮车间，于是我就与一位消防队员一起握着压力很高的水龙往着火、冒烟的装置上喷水。次晨，我随聚丙烯车间一群人跑到总厂医院，要求给伤者输血。尽管我们跟当时在那里当医生的杨赞庆母亲（从原中苏友好医院调来，好像并不负责化验室）软磨硬泡，还是没输成血，最后只化验了血型。

　　由于这次事故死伤了太多的工人以及天津大学来的实习人员，惊动了中央，朱老总亲自来厂慰问。现在我脑海里还不时浮现着一些死难者生前的样子。范舒平父母范源、尚勤曾与我祖父母在晋察冀边区共事，他们来访时知道我也是向阳的，连说让我赶快离开。不过那时我觉得干石油化工就得“革命加拼命”，“不怕死”，以后还若无其事地对闻知此事故的亲友、邻居说自己“随时准备上天”，似乎觉得为生产出一些产品而牺牲生命是值得的。其实，那时我们就知道，厂区有毒有害气体和水里有毒物质远高于正常指标。按规定，宿舍区应当与厂区有一定距离，而我厂职工宿舍距厂区非常近，可以说就在厂区内。有一次苯酚跑料，毒气呛得人几乎无法呼吸，难以入眠。那时，各级领导没有把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现在中央提倡“以人为本”是历史的进步。我曾长久珍藏着范舒平的照片和一本厂里为那次死难者编辑的小册子《闪闪发光的青春》。固然，他（她）们宝贵的青春闪现了光辉，但却像流星般短暂，实在令人痛惜！

兰州实习

　　大约是1971年春，聚丙烯连全体开赴兰州实习。火车途经内蒙大草原，使我们首次领略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景色。实习所在地是兰化公司303厂103车间。那里的聚丙烯生产设备引进自英国威克斯.吉玛公司， 当时在国内算最先进的。还记得去工厂的头一天，我们实习人员意气风发地排着队、唱着歌，穿过小树林，从大片油菜田边走过，步行近一个小时，来到迎春花盛开的工厂（我那天在笔
记本上画了迎春花）。

　　进车间后不久就由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谭工程师给我们上技术课，讲什么是聚丙烯以及基本生产流程等。除了车间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各岗位的不少师傅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教我们怎样操作，还给我们讲解各种机械、设备以及化学反应的原理。譬如我所在的车间分析室下属仪器分析室的包文龙师傅，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上海人，他教我们分光光度计、精密电子天平、粘度计、气压计、真空调温烘箱怎样使用时，还给我们讲解一些仪器构造和工作原理，譬如使我们知道烘箱调温的关键部件是热电偶电极等。他甚至为了让大家了解分光光度计，讲了光学原理。常到我们分析室来的吴圣豪师傅虽然仅毕业于杭州化工专科学校，但刻苦自学，知识十分丰富。记得他念英语时，发“Y”音时口张得很大。有一次他还拿来一本微积分的书给我，可惜我数学基础太差，无法自学。

　　那时我求知欲很强，性质结构各异的种种物质及其复杂变化使我感到好奇；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利用令人钦佩不已。实践中的教训使我们懂得要敬畏自然、遵从科学规律。 我参加过去黄河边处理金属钠，金属钠投入黄河的那一刹那的激烈变化激起的高高的水柱和巨大声响令人印象深刻。有的分析工往烧杯里加化学品的操作步骤次序错误，常引起眼睛和手的灼伤。几乎每个分析工的工作服都留有被强酸强碱物质烧的大大小小的洞。同时，分析工作要求十分精确，称量以微克计，分析结果正负误差要小于小数点以后很多位，还要做对比试验，来不得半点疏忽和虚假。一位分析工为了使对比试验结果接近，修改数据，马上被师傅发觉了。总之，这样的工作无形中培养了我们求真、求实、求准确的精神。

　　由于我是负责实习队里整个四个分析班的分析排副排长（正排长为崔桂兰），又是负责各个工段实习人员的一个大横班的副班长（正班长为商战果），可以到各个岗位去转，所以我有时得以请教其他岗位的师傅。譬如氢气压缩岗位和烷基铝岗位的大学生师傅给实习生讲压缩机、离心泵、球磨机原理时，我恰到那里，也一起听了，至今还记得什么机器里有个偏心轮。一次我到楼上化学分析室，看到一个化学药品瓶标签上的分子式用我中学学过的那点可怜的无机化学知识无法解释，就问厦门大学毕业的福建人林葆英师傅，她说，那个化合物不是离子键，而是共价键，并告诉我还有极性键。后来，我到兰州的一个书店买了邢其毅编的《有机化学》和一本旧的大学用《分析化学》，自己啃。实习结束前夕的一次考试中，我不仅答出了分析操作规程、方法等，还把每一个分析项目里的每一个化学变化的化学反应式写出来，甚至写出包括一个挺复杂的指示剂的化学式（不是分子式）。结果，我获得了120分的高分（满分为100分）。

　　那时我父母都在河北一个部队农场接受改造、挨整，失去了通信自由，我外公从广州多次来信，并寄来两个塑料皮本子，让我努力学习，特别嘱我学哲学。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知识就是力量”，及毛语录“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一个本子被我用来抄录与专业知识有关的内容，另一个本子则由来抄录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一位原在教育部大院一起长大的朋友给我寄了古文文选（活页及手抄）和艾思奇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我自己曾到旧书店买了些书。记得读过《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后，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十分神往。

　　实习队成员住在兰州西固区的西固旅社，全部女同志几十人住一间大房子。虽然倒班很辛苦，不少人仍利用工余时间整理笔记、看书等。睡我下铺的是郭琦。她的脸圆圆的，头发软软的，性格十分可爱。我们常互相晃动床以示友爱。实习队也有一些文体活动，如打篮球、唱歌等。我不会打篮球（有“一条半胡同”之称的168中没有操场），常抱着球跑，惹来大家哄笑。朱红巾、马征等就很会打篮球。朱红巾曾转述她们学校体育老师的话说，应当“野蛮其体魄，文明其语言”，她本人便遵从此座右铭，修养很好，我自愧弗如。

　　在实习队我负责出黑版报。兰州昼夜温差大，晚上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手就冻僵了（可能是第二次实习的事），所以我总想拖着不换新版报，无奈总有管宣传的干部督促。板报内容更是让我绞尽脑汁，虽有投稿，但多靠自己编写。刚到兰州后，我曾写了首“诗”放在板报上，前两句是“巍巍皋兰山，直耸云端；滚滚黄水浪滔天”。其实，我从未见皋兰山是什么样子，连兰州市内的五泉山都没去过，好像实习队有禁止随便外出的纪律。记得有天晚上，陈长生师傅和汪醒初也陪着我一起出板报，他们对内容或版面提出意见，我不愿意改（大概是懒得重写），于是他们批评我固执。固执的确是我性格中的一个缺点。此前和此后，不管在任何场合，汪醒初一旦发现我哪里做得不对，或有什么毛病，便坦率地向我指出。对此，我总是感念不忘。以致我今年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母亲，汪醒初想来看您们，她马上说，“汪醒初是你的诤友”。偶尔我上班时黑板报由别人代写，比如能写善画的阎丽艳就出过一整版，内容是批评有人上班睡觉。有一次我也写[或抄？]了一篇批判性的稿子，并画上一瓶牛奶和两个鸡蛋。

　　说到此事还要提到吴兆强。担任实习队指导员的吴兆强总绷着阶级斗争的弦，老想寻找目标整人。有一次郭海德说车间师傅告诉他，以前国家规定从事化工行业的职工每天应当有一瓶牛奶、两个鸡蛋。这话不知怎地传到吴的耳中，他就在全实习队前点名批评，说这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云云。于是我就抄写了那样的文章并画了那样的插图，当了帮凶。技术员李淑贤怀孕，吴仍强迫她与大家一起排队步行上班，并且开始时不让她回北京，还批评她娇气。李淑贤被她整得直哭，引来不少同情。吴还常拆实习队员家长从北京寄来的包裹、信件等，批评收到食品包裹的人。他常对大家采用特务手段，甚至偷听人聊天。所以我们一些相互比较了解的人议论起他来，便采取了反措施，把他名字拆开来称之为“口、天、兆、弓、虽”。

　　专横跋扈的吴兆强自我感觉特好，曾对实习队的班排干部说：“我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我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我们对他言听计从。对吴的一些做法，我是有意见的，曾在下面议论，并在干部会上直接向他提出：工厂不是军队，不应当让工人像士兵一样排队上班及提出过高的内务要求；我还提出，不应总学领袖的个别语录，应当较系统地读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大意）。我刚说完，他立即变了脸，说，这些建议不可能出自我，肯定背后有比我年龄大的人给我出主意。他指的是刘小映，当时我否认了。刘来厂前是女六中的高中生，见多识广，思想水平较高，我从她那里确实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包括后一个意见也实际上是受她启发提出的。

　　吴兆强大概看过所有人的档案，所以对大家的出身了如指掌，不时把谁谁的家长是历史反革命、汉奸、地主、资本家、业主等等散播出去，还让手下的干部们去找所谓“出身不好”的人谈话。那时我找人谈话虽感到很尴尬，却也不知不觉戴上了有色眼镜，不能对大家一视同仁，交友上也分远近亲疏。尽管我自己曾当过“狗崽子”，仍然对“出身不好”的工人或多或少有些歧视，产生偏见，总认为他（她）们努力表现（如晚上在厕所里学毛选）是装出来的。在此，我对可能受过我伤害的人道歉。

　　四个月很快过去，实习结束的日子即将来临。大家对103车间及其师傅恋恋不舍，排练节目准备和师傅们联欢。不知谁（大概是爱唱歌的南燕萍或常铁华）唱起“抗大毕业歌”：“分别的时刻到了……”。于是我打算把其歌词加以改动。当夜睡觉时，我一会儿想起一句歌词，起身记下来，终于改成了实习队的告别歌：
第二段
分别的时刻到了，将迎接新的考验。
早日出产聚丙烯，斗争中千锤百炼。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工作中奋勇争先。

再见吧，亲爱的兰化，
再见吧，103车间；
再见吧，师傅们、同志们，
我们永远肩并肩。
共同在石化战线，
谱写新的诗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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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祁英斌、阎丽艳、常惠玲等补充，不正确和余下未写出的段，望知者修正、补充。


　　告别联欢会十分精彩，商战果和阎丽艳跳了《红色娘子军》里的双人舞，我也参加了商战果编排的一个八人舞蹈，动作生硬如同做操。103车间手风琴伴奏的男子四人小合唱（其中有《游击队歌》）颇具专业水准。以后，车间的谭工、方兆林、周澜夫妇、杨士杰等师傅调到了北京我们的聚丙烯车间成为骨干。

再赴兰化

　　回到北京不久，大多数聚丙烯车间的工人到上海高桥化工厂、北京化工二厂、北京化工研究院等处继续实习。而我却和少数几人随刚进厂的一批来自顺义县的新工人再次去兰化。临行前，刘小映送我一件深蓝色工作服棉袄（大概我们分析工不发这种暖和的棉袄吧），给我以很大安慰。到兰州后我还穿着这件棉袄照了个相。[见照片]

　　当年在兰州穿着那件工作棉衣的照片

　　这个实习队仍然在103车间实习，仍旧住西固旅社，照样在兰化食堂和五化建食堂用餐。吃的主食仍多白面、黑面馍馍、窝窝头、高粱米饭（有的工人常用饭票买生高粱米，上班时用高压蒸汽蒸），菜主要还是羊油炒洋芋、莲花菜（当地人对土豆、圆白菜的称呼），偶尔有肉厚、油多的青海湟鱼算是美味了。遇到黄河发大水，附近农民还是到食堂里来讨饭。

　　与上次实习不同的是，这次大部分是刚从顺义招来的新工人，因而我觉得很孤单。我在宿舍里看书时，她们总在聊在我听来十分无聊的话。每班上下班时宿舍里常乱哄哄一阵，不顾正在睡觉的人。农村青年散漫惯了，一开始，通常要唤好多遍，敲好几次各宿舍的门才能把队伍集合起来去上班。夜班时，一些岗位常有实习人员睡大觉。无奈的我只好使劲晃动里面放着勺的空饭盒，把他们弄醒，并告以在岗位上睡觉的危险性（因为许多岗位都由实习人员独自顶岗）。

　　我曾在家信中发牢骚。这时已被允许写信的妈妈批评我，说她在解放区农村做群众工作就是要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了解社会；为接近妇女，自己也要和她们一起缝肚兜、纳鞋底等。于是，我努力接近顺义来的姐妹们（但我鄙视某人为入团而钻进顺义女团员被窝套近乎的行为）。可是，彼此间的一些差异仍然无法消弭。幸好，与我搭档的班长赵其润还不错，他能够理解我的一些想法和配合我的工作，并且很坦诚地在一次班会上说自己原来进工厂的目的就是想能挣点钱买手表，他是个实在和实际的人。其实挣钱养家对于许多农村青年乃至城市青年来说是十分现实的事，无可非议。不像我们有些城市学生出身的工人那么好高骛远不着边际。大概在顺义来的许多工人眼中，我是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异类。

　　在这次兰州实习结束时，我自作主张拦下一辆停在西固旅社装满白兰瓜的卡车，同实习队会计胡广厚（后来到北京医学院上学）一一给大家称瓜。这样，就省得大家各自跑到外面多花钱去买。这算是我为大家干了件实事吧。

北京实习

　　第二次兰州实习归来，我先是到北京化工三厂聚乙烯车间实习。化三的设备远不如兰化，师傅们似乎也缺少活力。那里夜班长达10小时，更荒唐的是下了夜班我还要按规定带领实习人员集体做操；再加上往来路途耗时，十分疲睏，好几次我在回程车上就睡着了，到终点才被司售人员喊醒。回家后，白天院子里吵，使我无法入睡。由于长时期睡眠严重不足，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外加神经性皮炎。

　　此后，我又和阎丽艳、魏兆启、蒋俊玲在北京化工研究院的一个化验室实习。那里条件好多了，师傅都是研究人员，水平很高。记得有位头总晃动的袁师傅和朝鲜族的李师傅。可我因在那里时间短，与他（她）们没有什么深交。化验室有几名新分配来的高中毕业生，有时我解不出一些代数题，就请教他们。小郝（不少人觉得她很高傲）略加思索，就一步一步推导、演算出来了。惭愧、钦慕之余，我感
到没受什么正规教育的自己实在是知识太欠缺了。

聚丙烯车间开工

　　向阳厂聚丙烯车间终于建成了。试车之前，分散在各处实习的工人们陆续回到自己的车间。大家像临战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我们分析室人员在师傅余秋芬的带领下也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来自北京化工研究所的她，有关知识和经验都很丰富。为了让大家了解化验分析的基本原理，她开课系统讲授化学知识，记得讲到了氧化还原反应。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在思想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帮助大家，使我受益匪浅。她对我的考语是能“席笢一上、席笢一下”（至今我还不完全明白这话的出处和全部意思）地用心钻研，但动手能力较差。的确，我做化验时往往台子上的瓶瓶罐罐摆得乱七八糟，不像崔桂兰、董敏敏等分析工那样既心灵又手巧。对于这点，我有自知之明。

　　当年的余秋芬师傅

　　一天，时任化工部长的徐今强亲来车间视察，给大家以很大鼓舞。试车成功后便是正式投产（1973年某月）。 大家终于能在自己的车间里一显身手，跑上跑下不亦乐乎。我们分析室同志忙着取样、化验、报数据。看到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生产出来的聚丙烯成品，大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那时工人们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虽然徒工的工资很少，第一年16元、第二年17元，转正后也就32元， 买了饭票后，所剩无几。但没有人计较报酬。厂里发放一些劳保用品，我领到后甚至想把用不完的毛巾、手套还回去，以便为国家节约。当时，我觉得宽大的工作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服装了，常穿回城、穿回家。至今我仍保存着最后发给我的一套用聚丙烯纤维布做成的工作服。爷爷曾开玩笑说，咱们家终于有人从“臭老九”变成“老大”了。那时我深以当工人而自豪，现在也仍以当过工人而自豪。

学外语

　　
　　大概1972[？]年某月，北京广播电台首次开播教英语的节目。厂里不少工人闻知，买了英语广播讲座的课本和收音机。由于向阳厂位于山区，较难接收无线电讯号，我特地买了适合于山区收听的昆仑牌收音机。听广播讲座不能占用上班时间，我们就听最早的那次播出。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休息，我和同宿舍的刘小映大约清晨6点或6点半就跑到楼梯上，耳朵贴着收音机收听、轻声跟着读。小映在中学是学过外语的，记得当时她就掌握了几乎所有时态和语态。我这个初学者，得她帮助不小。大约学到一个段落，车间里英文水平较高的梁技术员（广东人）出题测验大家。我写对了所有单词、句子等，自以为不错。可曾在顺义插队的北京朝阳区高中生郝朝晖看了我的答卷后大笑说：所有的音标你都没有写方括号。对于这点，之前我真地不知道。1972年冬，我随母亲去广东探亲，无法收听北京的广播了。我便利用课本自学，也得到外公帮助。回京后，发觉学习的进度居然比广播讲座还稍快。

　　因为工作忙，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少，车间里不少工人陆续放弃了英语学习，刘小映和我等则始终坚持着。我也曾竭力劝说一些资质较好的工人学英语。学外语需挤业余时间，我充分利用了每天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间背单词。那时下班后常要参加各种、各级会议。厂里一开大会，职工们都带着厂里发的小马扎坐在大食堂或空场上。我那时养成了一种习惯，一开会，就拿本书看，或默默地背单词。总之开会时耳朵基本上是闭着的，几乎听而不闻。但也有例外，有次传达谷牧、余秋里在国家计委一个会上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讲话，我听进去了，而且十分认同。

　　以后，北京电台又开始播放日语讲座，贪心不足的我又跟着学了。我曾边洗衣服边跟着读那很有节奏的日语课文。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姨父曾给我一本陈信德编写的《日语自修读本》，此书写得很好，适合于自学。但不久他又把此书要回，说局里讲陈信德是“汉奸”，故其书要集中销毁。以后，我因收听时间没有保障，而且越往后，觉得日语越难学，终于放弃了日语学习。大概因为向阳厂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年产8万吨的聚丙烯装置（简称“大聚”，先前的装置就称为“小聚”），车间曾得到一个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日语的名额，不知为何，谁都没有去。我当时的考虑是，语言仅是一种工具，可以自学，不愿把外语当成自己的一门专业。现在想来有些后悔莫及，因为真正掌握好一门外语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直到现在，自己的外语还是半吊子。

上大学

　　1973年，一些大学首次在石化总厂招收工农兵学员。那时选拔学员的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查”。我和车间里一些工人报了名，后面推荐、审查的过程我就不清楚了。车间提前解除了我在分析室的职务，厂里为各车间推荐上大学的工人放假两周以复习功课应考。对于初中都没有怎么上的我们来说，在这两周中岂止要复习，还得学习高中的数理化。因怕考试，有的通过推荐、政审的工人放弃了。幸亏我以前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所以仅恶补了高中数学、物理就壮胆去东炼应考了。后来听一位劳资科干部说，我的考试成绩不
错。不过这次全国范围的高考被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否了。

　　当时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个人无法选择。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管招生的女老师找我谈话，说我要去的是生物系。当时我问她，生物系学不学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我认为学这两门课程可能对今后回厂搞污水处理有所帮助。她并非生物系老师，含糊答复我大概有这两门课，于是我便同意去了。那一年，我和丁辛醇车间的潘星分别进了北师大的生物系和化学系；对于其他车间上别的大学的情况我不十分清楚。临走前，商战果送我一个笔记本，常惠玲送我一个特大的苹果。余师傅对我说，当教师就如同“两头燃烧的蜡烛”，其实我并没有当教师的思想准备。作为那年车间里唯一去上大学的我，似乎是幸运的，但实际上我到校后很快就感到很不幸，既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也感到很孤单和压抑。这段经历与工厂没什么关系，就不在这里提了。

　　上学期间，我几乎每个寒暑假都回厂工作。有一次我父母去房山某地，我搭乘他们坐的吉普车回厂。快到工厂时，妈妈说，“你的娘家到了”。的确，我回厂的感觉就像回娘家。远远望见工厂，我的眼泪刷地就掉下来了；到车间后，见到栾指导员（原来我并不认识的车间新书记），想向他汇报，话未出口，眼泪又流出来了。以前我可从没这么脆弱过。上大学期间，遇到厂里的人，哪怕以前并不熟识，也总觉像见到亲人一样。譬如，我到北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去看那次大事故烧伤的工人（院方不让进病房），遇到在那里守候的汪自端，禁不住谈起在大学的种种不适，好像要把自己的委屈向娘家人倾诉。

厂教育科

　　1976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向阳化工厂（也是我自己的强烈要求），到了设立不久的教育科工作。我先是参加“七.二一”大学的成立、教学工作，担任了化工班（还有一个机械班）有机化学和英语两门课。为了寻找合适的教材，除了北京的大学，我还和王继文老师去天津到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要有机化学教材。最后选定以天津大学教材为主，参考其它教材自己写教案。为了更加结合实际，我曾到向阳和外厂一些车间，请教那里的工程师或技术员讲石化总厂各个产品的主要生产流程和化学反应机理。英语教材一开始就选定石油化工出版社出版的《化工基础英语》[？]，以为它适合我们化工行业。后来才发现，那本书根本不适于初学者。七.二一大学化工班一位学生是大爆炸幸存的、脸、手都留下烧伤疤痕的朱虹。她原是师大女附中学生，理解力特好，在那群学生中鹤立鸡群。我离厂以后去看她时，知道她已经成为出色的英语教师。

　　到教育科不久，我和原聚丙烯车间的同伴到房山的一个水库游泳，被凉水所激，患了静脉炎。在北京治病休息期间，我曾到北师大化学系、外语系听课，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并要了些教具。

　　上第一堂课前，我紧张得一夜未睡。站到讲台前，面对许多自己熟悉的工人学员，我大概觉得自己水平比别人高不了多少却要教同龄人有些可笑，于是背过身去笑了一阵才开始讲课。其他七.二一大学的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如王、汪、李、翁等老师，还有专门从北京化工学院聘来的老师。虽然我教课尽了力，但水平有限，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到教育科不久，我工作之余总往聚丙烯车间工人住的大抗震棚里钻，从旁看到时任聚丙烯车间书记的刘迺兰，觉得她待工人特好，不辞辛苦为大家服务，是真正勤务员型的干部。我大概向她说过自己想回聚丙烯车间工作的想法，故我在北京养病期间，刘迺兰还亲到我家陋室来看我。

　　我回厂后住的那幢宿舍楼里同一层住着和我一样被厂里送去上大学毕业归来的张延宝和邓云清，很快我与她们成了很聊得来的朋友。那里也住有新分配到厂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徐凯歌。几乎在我走进宿舍（四人一间）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开始喜欢她了。她正半躺在床上捧着本书（好像是《Essencial English》）在读，床边还放着许多书。她生活上不修边幅，性格有些像男孩子。聊起来，知道她原是景山中学毕业的。凯歌在大聚丙烯车间工作。后来，因为我觉得她在聚丙烯人员集体住的嘈杂而且晚上定时熄灯的抗震棚里住 会妨碍她的看书学习，于是请她到教育科的平房，与我同睡几张桌子拼成的“床”。她总是匆匆忙忙，特别抓紧时间。教育科冯科长几次让我把她的铺盖搬走，甚至把命令写到了小黑板上，我也置之不理。凯歌同我话并不多，却对我关心和信任。一次我到总厂医院动小手术，事先并没有告诉她。等我返回时，看到凯歌在通往总厂医院的路上匆匆赶去看我；她还曾告诉我她和刘春生恋爱的“秘密”。

　　由于教育科干部、老师中我年纪最轻，所以兼任了团支部书记，除带领学员政治学习，还要做“思想”工作。一次活动是组织所有学[团？]员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展览。毛澤东逝世后，学员和许多厂里的工人被安排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会。不久后我还被选派去参加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我们干的活是用小推车运砖、码砖以供修建地基。干活之前，有人给我们讲话，说建纪念堂将用北京市全年的建设费，并告诉我们，为了从四川的大山里开采、吊运纪念堂基座用的红色大理石，几位战士牺牲了。纪念堂建成后，我一次都没进去过。

　　向阳厂以及整个石化总厂的职工业余教育一直搞得较好。我厂食堂附近一带有几个作为教室的工棚；开设的课程颇有一定深度，记得有大学的课程《高等数学》、《化学工程》、《化工原理》等，由厂里几位老大学生担任教师。当我看到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美丽而优雅的蒋定蜀（蒋光鼐之女）夹着讲义走进教室，真想去旁听她和其他老师的课。我到教育科后张罗着办了厂业余英语班，到百货大楼买来两台笨重的录音机，请技术科的翻译老叶当老师。开课的那天晚上，充当教室的工棚里挤满了人，旁边暖气管道上都坐着人；一些老大学生也来听课，让人感动。开课不久，为了促进厂里的外语学习，我建议教育科举办全厂英语竞赛，并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及内部书店买了一些国内外出版的英语语法书等作为奖品。报名参赛者出乎意料地多，以致要借用总厂的一个会场当赛场。考试那天，参赛者的队伍浩浩荡荡，赛场秩序井然。教育科除了给优胜者颁发了奖品，还给参赛者以鼓励奖 — 一本淡蓝色塑料皮的《英语动词短语》[？]。我的工作得到了认可，曾被评为总厂级先进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后，向阳厂很多人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地补习功课准备高考，不少工人和车间干部，如陈永红、张征、刘迺兰等，甚至已任厂党委副书记的唐若霓都陆续考上了大学。我厂和整个石化总厂人才济济。我听说有一次高考，前进化工厂的一位女工没有考取，因为她在政治考卷里，对中共的十一大路线提出质疑，认为继续执行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是错误的。她的怀疑和勇敢精神真让人钦佩。在全国开始招考研究生（大约是1978年）不久的一天，厂教育科来了两位老大学生，一个叫马颂德、一个叫胡刚。马穿着随便，其貌不扬，胡稍微整洁一些。他们到教育科是来报考研究生的，而当时在教育科的几个人都不清楚报考研究生有什么程序，有的干部对他们爱搭不理。我当时自告奋勇，带着他俩到厂办公楼几个科室转，办手续。很多年之后，才从电视里看到原来我厂那位其貌不扬的仪表工马颂德当上了国家科委副主任。

　　以后厂里又开办了技校，招收本厂及外厂职工子弟。于是，我增添了一个工作 — 给技校学生教化学。我不照课本教，而是根据自己自学的体会来教。比方说，学习化合价，一般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死记硬背钾一、镁二、铝三等，而我则一开始就挂上了元素周期表，让学生们了解，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和化合价有一定的关系。一天，我从光明日报上看到了日本科学家用高倍电子显微镜拍摄的铜原子照片，这是人类首次“看到”原子是什么样子。于是，我把这个照片从报上剪下来，给学生们传看。过些年我发现，普通中学新化学课本的封面就是这个铜原子的图片。不过，技校一些学生对学习根本不感兴趣，上课随便说话，导致课堂秩序较乱，我无法控制。

　　技校校长安有是复转军人，从宣传科调来。他很喜欢把技校老师召集在一起开会（主要是他个人训话）。我因身兼数职抽不出时间，也因不想听他那些空洞无聊的话，就常不参加（有时是故意托辞不去）。于是他就在我偶尔参加的会上批评我。有一次，我嗓子疼痛发炎，甚至化脓长了白点，想请假，他就不让我休息。尽管先后担任教育科领导的程克兴、冯霖科长，和从苯酚丙酮车间书记任上调来的朱荣根书记都还不错，我却不愿在安有手下受气了。

离厂

　　终于，我产生了离厂的念头。其主要原因有如上述，觉得惹不起还躲不起。此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认识了一位男朋友，他母亲希望我调回北京市，并亲自来厂促成此事。按规定，独生子女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所以我的调动很快就获批了。我父母本来一直鼓励我在工厂干下去，但以他们自己的经历，认为两口子从事一个行业好，故也同意我的调动。我男朋友是学历史的，以前我对历史也有一定兴趣，小学时借的书里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李六如写的《六十年的变迁》，周末回家后喜欢翻看祖父母家里的《文史资料》等。为进一步培养自己对历史的兴趣，我曾从厂办刘梦炎那里借来厂里订的《历史研究》，但读不下去；却很感兴趣地读了范文澜箸的《中国通史》。读后我还现买现卖地对高中毕业后分到大聚丙烯车间的崔鸣（祖籍山西、身材高大、皮肤白、鼻子高、眼窝凹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可能
是鲜卑人的后裔。

　　1978年夏，恰好我男友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招收工作人员，我稍做准备前去应试。试题有中外古近历史，古汉语、英语等，连考数日。原任范文澜（已去世）秘书的潘汝暄监考。我顺利地通过考试后，照旧在厂教育科上班，未对人提起将调走的事。

　　1979年2月，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向阳化工厂，前去一个十分陌生的单位，从事一个完全生疏的职业。本来我以为到研究单位顶多能在图书馆当个资料员就不错了，没想到，后来担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丁名楠先生看过我的试卷后，从人事处把我要到他领导的研究室 —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从此，我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我厂先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还有丁炎、郑易生等）。到那里后，我仍不时怀念曾与之同患难、共生死的工厂伙伴们，以后曾几次找机会回母厂，最后一次是1988年冬出国前夕。那次我带着年仅6岁的儿子登上了已停产的小聚车间框架最高处。 出厂时碰到段旭，她热情地给我一大捧熟栗子，邀我去她家。为了见到其他车间伙伴，我听了什么人的建议去厂幼儿园守株待兔。那次好像见到了前来接孩子的刘东辰，还见到张国英抱着他那长得像他一样虎头虎脑的儿子。晚上如约来到段旭家，见到她丈夫郭海德后我很惭愧。他们夫妇十分热情地留我吃饭，还送给我一件珍贵礼物 — 封面封底都是东炼装置图片的大相册。

　　次年一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英国。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时空的距离没有使我淡忘在向阳厂渡过的青春时光；时至今日，向阳厂仍然是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danyang
　　　　　　　　　　　　起笔于2006年3月，续写于2007年7月
　　　　　　　　　　（2007年8月11-12日“小聚”同事香山聚会后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再补改）

2007-09-05 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