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先杰：一个妇产科男医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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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杰：一个妇产科男医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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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的男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8楼的28诊室是妇产科医生谭先杰出门诊的地方。13点20分，身材瘦小的谭先杰就带着学生进了诊室，等候在外的病人已经很多，13点30分，诊疗准时开始。

　　今年初，谭先杰被派到昌平区妇幼保健院对口支援一年，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昌平，在协和的工作基本上只剩下每周三下午的一个专家门诊。从医20多年，谭先杰逐渐有了名气，很多求医的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挂了他的号，要求他来为自己做手术，谭先杰只好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解释说，自己今年去支援昌平妇幼保健院了，在协和一般不安排手术。听到这个解释，大部分病人也马上做出反应：“谭医生您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可不可以去昌平找您？”从13点30分到18点40分，谭先杰一共看了50个病人，没喝过一口水，没离开过诊室一步，每个人看病的流程都以“您好，请坐”开始，以一声“再见”结束。对病情缓解的老病人，他轻松愉快地鼓励，夸奖病人恢复得好、气色好、比以前更漂亮；对病情严重的病人，他严肃地帮忙联系其他医生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同时轻声安慰；其间还碰到个病人固执己见，自己提出不恰当的治疗方案，屡次要求谭先杰按她的要求手术，纠缠了很久，最终被谭先杰说服，决定听从医生的治疗意见。

　　谭先杰语速很快，但是在诊疗过程中，遇到情绪紧张的病人，他会有意识地放慢语速，告诉病人不要担心。在他看来，医患沟通是技术也是艺术，“做医生特别需要理智，走进诊室心就要静下来，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和病人的交流中去，医生对患者要尊重，一个简短的问候可以让病人稍微放松下来”。他说自己特别擅长记名字，看到老病人一定会叫出名字，这会让患者觉得医生重视她尊重她；他跟病人的交流很专注，看着病人问病情写病历，而不是一直埋头写。整整一个下午，他只接了一个重要的临床电话，简短几句就说完。他说，医生应该优先关注病人的诉求，“病人进来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先问你多大年纪、生没生小孩等等，虽然这些事对医生诊断很重要，但是病人不会觉得那么重要，她首先想说的是她哪里不舒服，她最想知道医生怎么解决她不舒服的事，所以我一般第一句话就问你哪里不舒服，之后才开始写年龄啊婚育啊等信息。首先要解决的是最主要的诉求，还要特别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我觉得这些对医患关系都很重要。”

　　他当然也会碰到情绪激烈的病人，但是不发脾气是底线，他经常爬到山顶去使劲吼两声，这种发泄方式不会妨碍到别人，更不会对病人有后果。“比如说今天那个固执的大姐，接诊她前后差不多有30分钟，手术要求也不合理，但是你不能发火，哪怕前29分钟都对她好，只要你最后一分钟发火了，整个沟通过程就都失败了，所以得耐心跟她解释。但是我还是体谅她，毕竟她信任我，想得到帮助，得到肯定的答案，那我就给他我能知道的答案，我能做的我就做，做不到的我就不答应，她要求的手术属于过度治疗，我认为对她不好，而我选的方案是对她最好的，只要她听了我的意见，医生的说服就是值得的。”谭先杰说。

　　多年前的病人很多至今还跟他保持着联系。“我有些老病人，每年给我寄家乡的土特产，还有的病人悄悄记下我的鞋号，给我缝布鞋和做鞋垫，这是病人最真诚的感谢。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很虚荣的。”谭先杰笑着说。

　　当然，力不从心的时候也很多。去年10月份，一名直肠癌手术后盆腔包块巨大的妇女找到谭先杰，希望他能为自己做手术。手术风险太大，本来担心手术台上出问题，谭先杰一直在犹豫是否开刀，但是那个病人的一句话触动了谭先杰。“她说自己有个十几岁的小孩，她想多活几天，能好好和小孩说再见。我听完这话就下定决心跟她一起拼一把，手术做得特别艰难，最终只是能缓解腹胀，但肿瘤根本无法切除。情况稳定后她出院回家，还跟我有短信交流，我们一来一往地聊聊天，我也给她一些鼓励。后来很长时间不见她联系我，我心里有点慌，打电话过去询问，没打通。第二天联系上她家里人，才知道我打电话那天她去世了，她弟弟告诉我说她走得很平静。我没能救回她的命，觉得很难过，但是又为她多争取了96天的生命，让她能够跟自己的小孩多相处一段时间，心里也稍微宽慰了一点。”

　　谭先杰说自己内心里特别愿意为女性服务，希望能帮助更多患者。“因为她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说不定家里还有个像我当年一样的半大孩子。”而他选择做妇产科医生，正是因为少年时的一段经历。

　　求学往事

　　立志学医的往事对谭先杰来说是个痛苦的回忆。那年他12岁，从村里的小学考去了重庆市石柱县第一中学，当时正上初二，在学校的生活一如往常，放寒假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已经在两个多月之前去世了。听到消息的谭先杰悲痛欲绝，昏了过去，醒来之后痛哭了很久，决定“以后要当个什么病都能治的医生”。志向立下了，可是路却不好走。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还从银行贷了款，母亲去世之后，无人再操持家事，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寒假结束回到学校，谭先杰变得沉默寡言，更主要的是，来自家里的经济支持越来越少。“那时候我十二三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没有钱，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中午同学们去食堂吃饭，我只能跑到学校的后山上看书，进不了食堂是最难受的时候，饿肚子实在是太痛苦了。”谭先杰回忆说。

　　母亲去世第二年，谭先杰实在无法忍受饥饿，跑回家说要辍学。“我说要出去打工挣钱，在学校吃不饱饭，不上学了。我父亲考虑之后同意了，说管它玉米还是土豆，在家待着至少还能吃饱饭。可是真的决定辍学了，我还是很伤心，低声地哭了。我大哥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回来打工，家里也富不到哪里去，你回去上学，家里也穷不到哪里去，你不是想当医生吗，还是回去上学吧！’我小姑父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小学任教员，每个月有点工资，可是家里也很困难，他最后决定每个月资助我7.5元，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亲戚倾囊相助，这让谭先杰挨过了从初中到高中最困难那几年，1987年，他高中毕业，考进了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成了土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对谭先杰来说，考上医学院离少年时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可是全家已经没有余力负担他读大学的费用。正焦头烂额的时候，亲戚想出了个办法。“他对我父亲说：‘谭先杰现在已经考出去了，是公家的人了，不会再回到农村来的。你们家周围的邻居亲戚结婚生子，你们都随了礼的，他以后肯定是要结婚的，结婚的时候也不会回来操办，但亲戚邻居的礼还是要给的，现在你们又非常困难，那我们就干脆给他举行一个婚宴，等于就先预支了。’于是我们就按照婚宴的程序办喜事，办了个没有新娘的婚宴，等于也是给村里的人放出信儿，说谭先杰要去上大学了，让大家去随礼，而且跟大家说好了，不要跟往常一样随鸡蛋粮食等东西，或多或少都随点钱。”可是等到婚宴操办的时候，谭先杰发现家里没有肉。“我们家原先过得还挺好的，每年杀两头猪，我妈妈去世之后，过年就没有猪杀了，顶多也就是买点儿肉，所以家里没有腊肉存着。当时本来就没有钱，更舍不得去买，而且我们当地还有个习俗就是办丧事可以送肉做礼物，但办喜事不行，即使亲戚有肉也不可以送，所以干脆就办了个全素婚宴。”

　　没有新娘的婚宴办完了，谭家收了三四百块的份子钱，再加上卖稻谷，一共凑了六七百块钱，谭先杰就带着这些钱到了成都。大学生活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可是生活依然窘迫，回想起那时候，谭先杰说当时自卑极了。“我去的时候拎了口嫂子给的大木头箱子，漆成红色，我的同学们带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皮箱，我的红箱子混在里面非常显眼，觉得特别丢人，使劲把箱子往后放。开学不久，宿舍的其他室友商量大家凑钱一起买个足球玩，我没有钱，就说不参加了，大家不了解情况，觉得我很奇怪。出于自尊心，我没办法告诉他们我太穷了，我很爱踢足球的，但是那个足球，我在大学期间一次都没有碰过。这件事直到去年大学同学毕业20年聚会，同学们才从我的文章中知道。”

　　更难堪的事情还是饥饿，从家里带去的几百块钱很快花光了，来自亲人的接济也没有了，每月十几块的助学贷款连饭钱都不够，谭先杰又重新回到一天一顿饭的生活。“当时根本想不到怎么办，不知道该去找谁，也不知道还有谁能帮我，饿得太难受了，甚至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想到家里的父亲和哥哥，觉得自己对他们有责任，立刻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大学三年级的暑假结束后，由于家里实在没有办法筹措到他上学的费用，开了家庭会议后决定还是辍学了。可是班主任发来电报，让他回学校去。“我当时成绩很好，老师可能是觉得这么辍学太可惜了，说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学校后来提高了我助学贷款的额度，每个月有30多块钱了，老师还给我找了勤工助学的工作，让我在学校的舞厅收门票。有个老教授让我帮他誊抄论文，他说‘谭先杰你字写得这么好，帮我们抄论文吧，字好看论文投中的希望也大’。我很感激那位教授，他没有施舍我，而是用特殊的方式保护了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回忆起那段往事，谭先杰眼圈泛红。穷则思变，书要继续念下去，他也开始想办法挣钱。“我在6年大学期间过年只回过一次家，而那唯一一次就是想出个发财的门路，去老家的集市上卖春联，农村信用社门口那有个硬石板，写字方便，我就在那儿把摊子铺开了，可是刚开张不久，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出来赶我走，还把市场管理员叫来了。我心里想完了，准备了半学期挣钱的路子泡汤了，东西可能还会被没收，心里特别难受。后来那个管理员大爷就跟我说，‘小伙子你收拾好东西，跟我走吧’。我当时摆摊的地方在集市的边缘，他就把我带到了集市的中间。找了一个裁缝铺，他就说：‘你在这儿写，这里有火炉，比较亮，也不冷，你写的春联也容易干。’我特别感动，后来第一天就很顺利，把准备的纸和墨都写完了，那个假期，我卖对联挣了300多块钱，基本够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那个大爷后来也没再出现过，我都没来得及谢谢他。”谭先杰回忆说。

　　去协和

　　求学的过程虽然艰辛，但总算是挺过来了。大学读到第五年，谭先杰去了离成都80公里远的邛崃县医院实习，实习期的一个周六中午，他收到了学校辅导员的电报，说“协和来面试，速归”。那个时候协和也是全国排名最好的医院，每年从全国各大医科院校招收成绩优秀的学生去实习，如果表现好就能够留下来，这对医学专业学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谭先杰对协和崇拜已久，可是发来的电报里没有写明面试时间和地点，他还在邛崃县实习，犹豫不决到底什么时候回去。“如果第二天走，我就可以和心仪已久的女孩同车回成都，可是万一第二天早上面试，就来不及了。我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当天下午回去，那时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走到长途汽车站，环境很乱，我也不知道哪趟车是回成都的，但是在汽车的出站口听见一个人用四川话喊：‘成都的，成都的，到成都的赶快上车了，最后一班车了’，我立刻跳上去，搭上了最后一班车。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从邛崃到成都走川藏公路，80公里要开4个多小时，到学校天都黑了。”谭先杰说。可是当他碰到学生会主席，人家告诉他面试已经结束了，协和的两个老师明天就要去中山医科大学了。学生会主席也知道谭先杰成绩好，告诉了他协和老师住的招待所，谭先杰敲敲门就进去了，用四川话夹杂着词不达意的普通话说明了来意。“两位老师听了我说的话就笑了，让我直接讲四川话，说他们都能听懂，面试了半个小时。当时协和招人的条件之一就是会说普通话，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还向他们保证，如果能去北京，我一定好好学普通话。第二天中午，学校开运动会，我向另一个年级主任打听协和的面试结果，他告诉我说，我是华西医学院12个人当中第一个被打勾选上的，我当时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谭先杰笑着说。


　　1993年三四月份，确定留在协和妇产科工作之后，6月份谭先杰要从北京回成都处理毕业事务，走之前想去打工把来回路费和毕业前的花销挣出来。他回忆说：“我先去了北京站，想当行李搬运工，可是人家一看我长得身材瘦小，就说我干不了，把我打发走了。我又想去擦车，去了当时同仁医院对面的停车场，心里想着就拎桶水擦车呗，可是不久就有人过来告诉我，我不能在这里擦车，这都是划分‘势力范围’的。我又看到擦车的小孩手都冻得皲裂了，觉得不行，我还要上手术台，擦车也不能干了。去问洗衣房，结果人家告诉我都用洗衣机。最后我找了个在海关总署看车的活儿，从每天下午2点半到晚上20点，2块钱一天，要求准时上班，可是我经常下午2点还在手术台上，不能按时到，只干了3天，结了5块钱就不用我去了。后来看协和医院对面有家快餐店招洗碗工，一天7块多钱，我就去了，去那个快餐店吃饭的一般都是协和的学生和老师，我怕大家认出我来，每天一进店里立刻戴上帽子口罩。干了一周多，觉得这样根本挣不到足够的钱，也自卑怕被同学认出来，就决定厚着脸皮再次去跟人借钱，凑了400块钱，满足了毕业时的花费，这些钱直到我工作一年多以后才还上。后来，岳父老家一个经济条件不好的亲戚的小孩大学毕业时，我执意给了他500块钱作为毕业花费。”

　　而工作前的那个假期，谭先杰一回家就遇到了问题。“我妈妈当年看病，家里欠下一些债务。我大哥、二哥因为债务问题差点儿闹翻。当时借银行900块钱，我大哥每年都想办法把利息还掉，但本金始终都没办法还清。当时银行要来追贷款，甚至要拆房子，我很难受。母亲去世了，家里两个哥哥为了还债搞得关系破裂，我怕他们撕破脸，到协和正式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郎景和教授说明了家庭的困难情况后，找到了当时妇产科里的秘书预支了900块钱的工资来还债，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除。”钱寄回家，银行的贷款也还了，谭先杰终于安心地开始了在协和的生活。

　　好景不长，过了两年，谭先杰从老家来北京看病的二哥路上出车祸失踪了，谭先杰从北京到老家，沿途找了40多天，终于把人找到了，可是钱又花光了，生活窘迫。“那时候是1995年，科里当时给我组织捐款，捐款的44个人都是我的同事，里面有护士，还有清洁工，到现在，有的同事退休了，有的出国了，还有的去世了，我一直都留着那张捐款单，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看一看。同事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同事，看到这个单子，我没有任何理由跟同事耍小心眼，一路走来内心里一直很感恩。”

　　后来，谭先杰考取了协和妇产科主任郎景和院士的博士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人生渐入佳境，而且如愿以偿进入妇科肿瘤组。2009年，他到重庆参加学术会议时回了趟老家。“那时候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是经济适用房，也有了车子，小孩也半岁多，觉得自己基本什么都有了，母亲却早早不在了，就跑到她坟前待了一下午，痛痛快快哭了一场，那时候我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真正尝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滋味。”

　　从科研到科普

　　2012年，谭先杰得到协和医院百人计划支持，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年夏天的傍晚，参观了一天手术之后，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门口的大草坪上躺着，从头到尾对母亲的病做了一次回顾性诊断，最后排除完，觉得母亲的真正死因是子宫内膜癌，而子宫内膜癌如果发现得早，还有很大治疗余地。“如果当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下，知道是什么病，她不会那么早去世，她可能做治疗之后还能活很久。”谭先杰说。

　　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健康教育也给了谭先杰很大启发。“国外的医疗很贵，当然条件也很好，每个医生见病人都至少持续30分钟时间，病人跟医生聊家常、聊病情，从发病的时间到症状，所有的细节都讲得很详细，我英语很一般，但是外国导师用的都是很简单易懂的词语，而不是深奥的专业词汇，我作为一个外国人都能听懂，没有任何障碍。看完病之后，还给病人发放宣传插页，插页上面印着网址，有深入阅读的科普文章，我当时看了很震惊，觉得这才是医生要做的事：病人从权威的专家那里得到了权威的信息和全面的资讯，而不是他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到的难辨真假的信息。我也想做这样的医生，为我服务的对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所以回国之后就想到了做科普，希望能把深奥的知识变成浅显易懂的知识，让普通人在没得病的时候就能够去预防和关注疾病，而不是得病之后去治疗。”

　　于是，他开始把工作重心由科研向科普方向转移，回国之后就开始在媒体上连续发表科普文章，应邀去电视台和网络上做健康科普节目，写博客、写微博。“以前我也看不上科普，当时的观点和现在大多数人的观点一样，觉得科普不算科学，只有真正做科研的才算科学，科普就是大忽悠，我当时对科普的认识还不太深，而且当时的科普潮流都是张悟本之流的，让我很反感。后来，郎景和院士说科普是医生的职业良知和社会责任，因为科普也是一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其他人就会占领，就会杂草丛生，如果正确的科普得不到宣传，那么伪科普就会大行其道。再加上在哈佛大学受到的启发，就决定自己试试。通过科普，公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早发现异常，对治疗效果非常关键。”

　　现在，他与同事共同主编了一本医学科普著作，最近又在尝试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写医学科普著作《子宫》，他说要用好看的形式、浅显易懂的词语让更多人了解医学常识。但是医学科普并不容易。“没有得病的人认为太深，不想看；得了病的患者认为写得太浅，不够看；而在同行看来，用词描述不严谨，不忍看。所以做科普也是众口难调的事。”谭先杰说。

　　而除了医学科普之外，谭先杰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公共医疗问题。他偶尔会感叹中国的医疗环境不好，医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又太高，医患关系很复杂。如果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份职业特点是成才周期长，一般至少要10年左右，可是毕业之后，医生的收入并不高。“我已经是主任医师了，每天早晨7点多到医院，查房、出门诊、做手术，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家。而一个新大夫，他们要做的事情更多，晚上下了手术台还要再准备第二天的手术，很辛苦。当然你可以说，前两三年的医学毕业生在医院是在学手艺，算学徒，辛苦一些正常，但是，我觉得一个行业不能只讲***不讲回报。现在很多医学院都是降分录取，大家不爱当医生了。协和医学院原来都是从清华、北大最高分的学生里挑选的，现在，协和医学院的分数已经不是最高的了，这说明，最优秀的学生已经不愿意学医了。很多医生改行，有些医院已经出现医生护士荒，长久下去，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谭先杰说。

下面的链接是协和医院对谭先杰的介绍

http://www.pumch.cn/Item/1499.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