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书画展

 

　　“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写真！”是2011年10月初一对应邀从海外回国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一对辛亥元老后人在参观《李琦艺术回顾展》后题写的留言。这句话，大体上概括了中国著名肖像画家李琦的人物创作。

　　李琦毕其一生，用手中的画笔为众多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人物造像，其中有虎门销烟的清朝官员林则徐、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澤东、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民主人士黄炎培等政治家，有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等功勋卓著的军事家，有雷锋、郝建秀、时传祥、张志新、孔繁森、张海迪、李素丽等英雄模范；有著名作家鲁迅、诗人艾青、历史学家侯外庐、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美术大师徐悲鸿、石鲁、著名电影演员于蓝、陈强、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等文化艺术界名人，也有普普通通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李琦以其画作，记录了中国百余年来伟大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其作品不愧为“时代的缩影、形象的丰碑”。

　　实际上，李琦不仅为中国的脊梁造像，还力图用画笔反映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步伐和世界变幻的风云，塑造过爱因斯坦、马克思、列宁、林肯、丘吉尔、戴高乐、卡斯特罗等举世闻名的伟人，并画过白求恩、史沫特莱、斯诺、李约瑟等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的肖像。其中不少作品为一些国外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并受到很多外国人的喜爱。所以，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李琦艺术回顾展》的题词“李琦同志在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终生的艺术生涯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更高的概括性。

　　李琦的一生的确是奋斗的一生，其艺术生涯也异于一般画家：他从小喜欢画画，却没受过什么正规美术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烽火燃起，不到九岁的李琦随早已加入中共的父母奔赴延安。途中他对八路军张贴的漫画、标语等印象深刻，知道这是一支“爱美术的军队”。他在延安参加儿童剧团（后并入抗战剧团）以后，在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的同时，常帮助剧团画家温涛、胡一川、施展等印木刻、贴漫画、木刻、海报和标语，在美术方面受到启蒙，也认识到美术是抗日和革命的武器之一。1940-1942年，李琦所在剧团先后编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属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上过鲁艺教员辛莽、王朝闻等教的美术课。1943年，抗战剧团与其他文艺单位合组西北文艺工作团后，他参加团美术组，有幸受到组长画家石鲁的亲自指导。

　　那时，由于白纸、铅笔、蘸水笔、毛笔、颜料、教具等作画用品十分稀缺，李琦学习和从事美术活动的“工具”很简陋，并多需要自己动手：自己烧制碳条、用麻捆成刷子、砸扁钉子做刻刀；“颜料”主要是锅底黑、石灰，偶尔也用染料；一张粗糙的马兰纸要反复用好几遍，有时就用树枝在地上画；把画钉在窑洞土墙上的“图钉”是酸枣刺；他头一次学画素描使用的“石膏教具”是石鲁铲来土，和泥塑成头像，然后晒干刷上白灰制成的。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和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李琦边演出边抓紧一切时间作画。据他本人及其在延安的老战友刘烽、万曼琳、韩维琴、孟力、高震环、刘燕萍等人回忆：他有时候趴在窑洞顶上画地面上活动的同志；有时跑到打谷场速写正在练习演奏的乐队成员；开大会时就画前面同志的后脑勺；一到吃饭时间，常盛碗饭凉着，先画周围吃饭者的百态；行军途中休息的十几分钟他也常拣起树枝在地上练画；偶尔碰上驮道具箱的毛驴多，他便可和其他小同志坐在驴驮子上，画前后左右行军的人、毛驴或风景。到了西北文艺工作团，他更是“逮住谁画谁”，人人都成了他的“模特”。平常他也注意仔细观察人的相貌、特征，脑子里积累了很多素材。

　　当李琦画得不错了，便给劳动模范、自卫军英雄画像，还曾应边区地方政府之请，画马、恩、列、斯、毛的像。1941年，他画的一套反映抗战剧团团史的组画被选送参加延安儿童画展。以后他还在窑洞中举办过小型个人木刻画展。1943年他被专门抽调去筹备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的生产展览会，在时任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施展同志带领下为展览画画。

　　李琦虽然也偶画静物和风景，但画得最多的是各类人。美术理论家胡东放在探讨李琦绘画对象时指出：“延安的文化新风是表现人，所以人及其活动就成为艺术之最高主题；由于部队生活的紧张，故短时间的对各种人物的肖像速写便成为他最惯常的习画方式”。这也是李琦后来专攻人物画的重要因素。

　　在延安，剧团的小同志们休息时，曾坐在一起憧憬着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以后自己的理想，有的说以后要娶妻生子，过好日子，有的要当军官，有的要学音乐，有的要演电影，李琦则表示：“我以后要当画家”。

　　在延安，李琦在美术上虽有名师指点，并靠自己努力领悟、刻苦练习初步成材，但他仍然觉得不够，为了实现自己当画家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不久，执意要离开剧团，进学校专门学美术。1946年李琦到晋察冀边区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刚到校，老师、同学们看到他画有各类人物的好几本速写，惊异于其速写的熟练、生动。在校学习和参加土改、扩军工作期间，他创作了《咱们来当家》等画。1948年冬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管会美术工作队，在天津解放前后单独并合作创作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人、工程师团结起来建设新天津》等漫画和宣传画，为解放事业进行美术宣传。

　　1949年春，20岁出头的李琦到北京任华北大学第三部（原文艺学院）美术科助理员并任教。来到这个大城市，他有了更宽的视野，并努力从一切中外优秀的美术作品中汲取营养。一次，他在华大同学谷首家看到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印象派的画册，非常感兴趣，看得很认真，并借去《拉斐尔素描》仔细欣赏。大概他认为拉斐尔流畅、准确的线描能够结合他的创作。不久，他就开始动手创作年画《农民与拖拉机》。这幅表现新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巩固工农联盟题材的画，在艺术上也是上乘之作，后获中央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全国首届年画评奖甲等奖第一名。

　　1949年秋，李琦随华北大学三部领导艾青等人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吴作人等先生为筹组中央美术学院而洽商、调解。1950年春，中央美院成立，年轻的李琦担任绘画系创作课教员和研究部秘书，并兼任院党总支委员。可以说，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之一，也如崔晓东所说，“是新中国美术的重要开拓者”。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实行分科制，以前从没画过国画的李琦毅然选择去彩墨画系（后改称中国画系）。他对夫人冯真说：“我要画肖像画，用中国画法来画肖像有探索的余地，我要继承中国画传统，还想突破突破呢。”在中央美院，他虚心向李可染、蒋兆和、刘凌仓等老先生学习中国画传统画法。为了融入现实物象的实感和力度，又向戴泽先生学习素描，临徐悲鸿先生和德国画家荷尔拜因的画。以后他还多次去西安向石鲁等“长安画派”大师讨教，并与石鲁、何海霞等去南方游学，拜访潘天寿、贺天健、王个簃、钱君匋、江寒汀、钱瘦铁、盖叫天等艺术家。以后他也不时向音乐、舞蹈、戏剧等其他门类的艺术大师学习。李琦曾谈到，自己在艺术探索道路上的重要经验就是“不耻下问、广为吸收”和“博采众长”。

　　1956年，李琦到云南画了很多少数民族人物的彩墨写生，这批融汇了中西画技法的作品当时得到不少专家的赞赏，至今还被很多人钟爱。1961年，他在听了贺天健讲的古人默写的故事之后，他又苦练默写，试图练就“飞鸟过目”般看一眼就抓住人的神态和主形的画像方法。那一时期他画的一些默写像，有的十分生动传神。徐悲鸿先生夫人廖静文曾评价：“李琦默写肖像画之传神，可谓达于极致。加以笔墨十分精练，形神兼备，而又性格毕现，令人叹为观止。”但对李琦来说，练习默画，不是仅为掌握一门独技，而是要运用于创作中。

　　经过努力探索、勤奋钻研，李琦于上世纪60年代创作出了《主席走遍全国》、《同志》等佳作。其中《主席走遍全国》入藏中国美术馆，被大量印刷，全国发行，几乎家喻户晓，被美术史家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美术作品之一”。

　　就在李琦正向艺术高峰努力攀登的时候，“文革”浩劫开始了。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剥夺了作画的权利。可即使在“牛棚”中，他仍然用小纸片探索用线条构筑人的头、面部。

　　“文革”结束后，李琦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负责人。此时，他寻找到了艺术努力的新方向——简笔写意肖像画。经过反复琢磨和实践，他采用了默写法、简笔术和书法入画等方式，形成了简率大气、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水墨肖像画风格。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李琦以这种简笔写意的方法创作了很多肖像画，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鲁迅、张海迪等人的肖像，攀上其艺术的又一高峰。

　　随着改革开放后的一阵西化大潮和商品经济大潮，有些人完全否定过去的革命道路，完全否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或为迎合市场而画画。在这样的环境下，李琦旗帜鲜明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明确表示要“为人民功臣树碑立传”。他所说的“功臣”包括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普通人，他的石油工人群像画稿上题写的就是“人民功臣”。坚持走这样一条道路，不仅需要勇气，也注定要以清贫为伴。可很多人不解，更有一些人讥讽他是“歌德派”、“宫廷画家”，把他的画视为政治宣传。

　　李琦为什么要画这类题材的画？首先同他的成长背景分不开。他在延安经常能与一些革命领袖近距离接触，熟悉他们的形象。除此而外，李琦说，这些领袖指引了他的人生道路，从而自己对他们产生深深的敬仰，这与自己日后把他们作为创作的重点题材有很大关系。对此，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杨力很理解，他2011年秋在同中央电视台记者谈话中指出：“李琦先生可以说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出来的艺术家”，所以“他的艺术精神与其他的一些教师不太一样。”

　　用画笔反映一个时代，表现时代的精神，歌颂时代产生的伟大和英雄人物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艺术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老教授杜键和钟涵认为李琦的肖像画表现了一种“优质人性”，把人性中优秀的东西、好的东西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了。肖像画家李延生指出：“李琦先生肖像画气正格高，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体现革命文艺新时代的精神，所以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当今中国画坛，有不少画家专以丑化、贬损中国人和自己的领袖为业，把人（群）画得目光呆滞、面目狰狞、身体扭曲。有人画邓小平提着盏写着“社会主义”的破灯，走在悬崖绝壁前。其实，这类画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就在与《李琦艺术回顾展》同时办的《超有机》展览上，一个展品是塑料做的拳击袋，上面画着涂抹猩红嘴唇的中国女人头像，下面写着英文“Kiss My Ass”（亲亲我的屁股）。这样的作品，除了令人作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李琦认为，美术除了可以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具有审美功能外，还应当承担一定的教育功能。他为现在有的年轻人不认识彭德怀和其他一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而深感忧虑。

　　其实，即使在西方国家，艺术的教育功能也从没有被否定，特别是肖像画。英国有个国家肖像馆，其主要创建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斯坦霍普（P. H. Stanhope）。他于1856年在上议院的陈述中曾说：国家肖像馆将收藏那些“在英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人物的肖像，如将士、政治家；或在艺术、文学或科学上作出贡献的人物的肖像。”至今，这依然是画作入藏英国国家肖像馆的重要标准。那里常年展览的除了历代国王（女王）的肖像外，有剧作家莎士比亚、诗人拜伦、作家狄更斯、护士南丁格尔、首相丘吉尔、蒙哥马利元帅、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摇滚乐星鲍伊、足球巨星贝克汉姆、企业家布兰森等军政要人和科学、文化、艺术、体育、企业各界著名人士的肖像，还展出呈现多位名人的肖像画，如英国著名历史肖像画家海顿（B. R. Haydon）创作的“反奴隶制协会大会”的巨幅油画，画出了参会的一百余位有名有姓的反奴隶贸易者。每件展品都有人物的生平简介。观看这些肖像画，犹如在读一部鲜活的历史。不少教师带着中小学生前来参观，边看边讲。

　　伟人、名人肖像画关乎一个民族和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记忆，却难以成为商品画。因坚持画历史肖像画而常年陷入债务、60岁被迫自杀的英国画家海顿生前曾说，肖像艺术创作和作品应当由公众资助和保有。坚持“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写真”的李琦也认为，自己创作的领袖、英模肖像画应当属于国家和民族，不能当成商品卖掉。为此，他总是囊总羞涩，无钱办画展、出画册、甚至缺钱裱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的杨礼在2011年秋《李琦艺术回顾展》研讨会上曾呼吁：国家应当帮助像李琦这样的画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国家肖像馆经常从社会上收购伟人、名人肖像作品，有时也出钱专门请画家画这类画。不久前该馆就收藏了一幅英国女权运动先驱D. C.潘克赫斯特的素描像。

　　我期盼：有朝一日，在中国的首都也能建立类似的国家肖像馆，收藏并常年展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外人物的肖像，包括李琦的肖像画作品。这样的场所不仅是肖像艺术观赏的殿堂，还可以让我们的人民和子孙后代能通过这些肖像来了解历史、受到教育和鼓舞。我想，这也是父亲李琦的初衷和愿望。


　　　　　　　　　　　　　　　　　　　　　　　　丹阳写于2013年9月15日

29日参观李琦画展的朋友们合影，这是从商战果微信上下载照片。